1987年6月12日里根柏林墙演讲：推倒这堵墙

非常感谢。

科尔总理、迪普根市长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：

二十四年前，约翰·F·肯尼迪总统访问了柏林，在市政厅里面对这个城市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发表了讲话。在那之后，有两位总统访问了柏林。今天，我自己，也第二次来到了你们的城市。

我们这些美国总统来到柏林，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在这里为自由呼吁。但是我也必须承认，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，还有其他的原因：这个城市历史悠久，比我的国家还要年长500岁；格吕讷瓦尔德（Grunewald）和蒂尔加滕（Tiergarten）优美瑰丽，引人入胜；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我被你们的勇气和决心所打动。作曲家保罗·林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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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潮汕人，也是香港人，还是中国人，也是加拿大籍，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。我爱我的家乡，我爱我的故乡，我爱我的祖国，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，我的爱真挚而深沉，和你一样。李嘉诚不会跑，也不愿跑，更跑不了。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也是我的誓言。

我是一个商人，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，无论高的，还是矮的，我都不想有。因为我不是道德家、教育家、更不是什么阴谋家、政治家，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。了解这一点，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。

很多时候，我的选择，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，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。

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，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，预示我以后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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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记者赫德里克·史密斯(Hedrick Smith)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。

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“解冻”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。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，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。其后，赫鲁晓夫被黜，勃烈日涅夫上台，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，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，犬儒主义蔓延，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。

在苏联，意识形态实际上很少有人相信，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。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，“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——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，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，两者不可得兼。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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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，但被克格勃逮住。克格勃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。克格勃想了想，决定把发传单的人抓捕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？

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，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。
第一个人说：“我因为反对党委书记彼得罗夫。”
第二个人说：“我因为支持彼得罗夫。”
第三个人说：“我就是彼得罗夫。”

美国外交代表团到苏联访问，苏修接待官员陪他们参观“建设的伟大成就”，并且得意的说：“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，每个苏联家庭都可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！”
美国人惊讶的问：“ 他们要飞机干什么呢？”
苏修官员说：“当然有用啊……譬如你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开始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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